改編權和編劇署名權有何不同？

　　擁有署名權并不等于擁有改編權

　　電視劇《金婚》播出后，編劇之一李東東曾將出品方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等以及作家出版社、編劇王宛平等告上法庭，認為后者在推出根據(jù)電視劇劇本改編的小說《金婚》時沒有署自己的名字，侵犯了自己的著作人身權。但在2010年東城區(qū)人民法院的判決中，卻裁定李東東基于《劇本創(chuàng)作合同》僅享有作為編劇的署名權，并不享有劇本的改編權。

　　改編權和編劇署名權有什么不同呢？一部作品，究竟可以細分出多少種權利？

　　《著作權法》規(guī)定，著作權包括人身權和財產權。人身權包括：發(fā)表權、署名權、修改權、保護作品完整權，該權利由作者終身享有不可轉讓。財產權包括改編權、攝制權、信息網絡傳播權、發(fā)行權、表演權等可以轉讓并帶來經濟效益的權利。業(yè)內人士告訴北青報記者，現(xiàn)在電影或電視劇拍攝的劇本，多為三種情況，所涉及的權利也各有區(qū)別：

　　一種情況為該劇本為某人或某單位事先創(chuàng)作完成，出品方擬拍攝該劇本，如出品方未一次性買斷該劇本，則人身權和財產權均歸屬某單位或個人，出品方僅享有攝制權、修改權。此時某單位或個人享有編劇署名權。

　　第二種情況為出品方基于某部作品的改編權授權，委托第三方進行劇本創(chuàng)作，此時劇本的人身權屬于編劇，財產權屬于出品方。出品方可能委托多個編劇同時完成一部劇本的創(chuàng)作，此時編劇均有署名權，署名的順序及格式根據(jù)貢獻多少或參與時間早晚等排序，具體需參照出品方與各編劇的合同約定。出品方同樣可能在不同時間段委托不同的編劇單獨創(chuàng)作劇本，屆時出品方可能采取某一位編劇創(chuàng)作的劇本作為拍攝制作藍本，此時完成劇本創(chuàng)作的編劇均具有編劇署名權。如鄭曉龍版電視劇《紅高粱》，原著小說版權為莫言所擁有，署名編劇則有趙冬苓、管笑笑、潘耕、鞏向東四位。

　　第三種情況為出品方有合同約定著作權歸出品方的職務作品，此時，撰寫劇本的編劇有署名權，其他權利均歸出品方所有。比如電視劇《金婚》，創(chuàng)作前出品方曾與李東東、王宛平等簽訂《劇本創(chuàng)作合同》，約定劇本著作權由出品方北京電視藝術中心、世紀星潤公司享有，李東東及王宛平享有作為編劇的署名權。因此，鑒于到小說《金婚》是由作家出版社聘請李東東、王宛平之外的第三人所改寫，故此法院認為李東東對作為小說體裁的《金婚》并不享有署名權。

　　為何影視劇編劇署名五花八門？

　　便于處理某些不可預見問題

　　為何關于署名權的法律糾紛在影視圈此起彼伏呢？從編劇和出品方各自的角度，對于上述法律條文的不同解釋在實際操作中還是存在分歧的。“產生真正的分歧不外乎兩種情況，一種為雙方在訂立合同時，未對日后可能發(fā)生的情況進行足夠預估和防范，各自的權利細節(jié)未做詳細約定；另一種是合同雖有約定，但在執(zhí)行中卻未按合同約定履行，可能是疏忽造成未按合同約定履行，也可能是雙方合意形成新的履行方案而未簽署補充協(xié)議。”這位業(yè)內人士強調，如果合同約定明確，履行程序完全按照協(xié)議執(zhí)行，也就不會產生真正的署名權糾紛。

　　當然，再明確的法規(guī)，在執(zhí)行中也會遇到變通的情況。比如，為何一部電視劇竟然包含了文學策劃、編劇、編劇(執(zhí)筆)、總編劇等五花八門的署名方式？這或多或少會有便于變通處理某些不可預見問題的考慮。電視劇《金婚》，最初的約定是王宛平寫前25集，李東東寫后25集。后來，北京藝術中心與李東東簽訂《協(xié)議書》，要求李東東停止劇本后25集的創(chuàng)作，承諾《金婚》成片后前25集李東東署名為策劃，后25集李東東署名為編劇之一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近年編劇維權事件頻發(fā)，使得影視圈給人留下署名權法律糾紛重災區(qū)的印象。但某影視公司法務顧問對北青報記者說，其實署名權糾紛只是個案，影視圈對于署名一事還是比較慎重的，畢竟這個行業(yè)是無時無刻不與《著作權法》打交道，還沒有達到重災區(qū)的程度。他強調，相比于目前拍攝制作的電視劇和電影基數(shù)，署名權的法律糾紛概率是微乎其微的。文/本報記者楊文杰